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的中国化——兼论上海市郊农民百年奋斗历程与新征途一、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期,尚未有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实例,因此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更多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只有期待革命成功后的各国通过与自己的国情相结合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领中国亿万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浴血奋斗所做出的世人瞩目的伟大业绩,正是马克思主义农民问

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的中国化

——兼论上海市郊农民百年奋斗历程与新征途


一、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的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期,尚未有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实例,因此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更多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只有期待革命成功后的各国通过与自己的国情相结合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领中国亿万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浴血奋斗所做出的世人瞩目的伟大业绩,正是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成果。

1、农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极其重要的成果就是在实践中发现中国农民隐藏着极大的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革命性。从19世纪的巴黎公社到20世纪的苏联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都是工人。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主力军却是农民。大革命中打土豪,分田地,武装暴动,建立根据地;抗日战争中的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青纱战;解放战争中“父母送子,妻子送夫”上战场,老乡推着小车运军粮;解放初疾风暴雨式的土改运动中,农民都是革命最重要的战士和功臣。上海郊区是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农民运动同样如火如荼。其中有1926年毛泽东同志在《向导》周报撰稿热情赞扬的崇明西沙农民暴动,陈云同志领导的青浦小蒸暴动。提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正是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切入点。

2、农民是中国集体经济模式的探索者。马恩十分重视合作制,1844年英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合作经济组织就引起了马克思的高度关注。马恩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必须采取农业合作化改变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中国农业合作化是世界少有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民自觉选择的道路。中国农业合作化没有苏联当初的强迫性以及由此引起大批农民的退社现象,而是通过引领、示范,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自愿选择的结果。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模式是:“集体农庄+拖拉机站”,土地与拖拉机站都是国有的,集体农庄缺少自主权。中国当初是几乎凋敝的传统农业国,选择的是“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但是中国合作社的土地为区域农民集体所有,经营权也属于合作社,合作社有较大自主权,广泛为农民欢迎。农业合作化便如暴风骤雨,席卷全国。合作化高潮的1956年,上海郊区入社农户占97.04%。

农业合作组织又不断根据实践中的变化,探索发展既适应中国生产力发展,又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三权分置”等农业合作社的具体实现形式。上海并没有因为农业生产条件好而在推行家庭联产责任制等探索中落伍。在市郊嘉定区,1979年就有农民率先实行饲养承包责任制,1980年有生产队实行责任到劳联产计酬的承包方式(罗大明,2014)。1983年市郊有95.4%的生产队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逄树春,2014)。从合作化到农村集体经营方式的各种改革,都是党领导中国农民对符合国情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探索。

3、农民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农业合作化后,如何发展农业生产?马克思考察了实现了工业化的欧洲,提出参照工业化的农业发展方向。苏联集体农庄建立后不久,立刻通过进口和生产大量拖拉机支援农业。工业基础极端薄弱的中国,不能走苏联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农民以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精神,顶烈日,迎风雨,手抬肩挑改变农业的生产条件,创造了许多令世人震惊的奇迹,解决了千百年来不能解决的温饱难题。又以艰辛的农业劳动为工业基础的形成积累了大量资金,并发展乡村工业化和农民非农化为中国工业化作出巨大的贡献。

4、工业反哺农业,进入新农村建设阶段。农业支持工业,工业发展中又不断支持农业实现机械化、集约化。当中国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后又实施大规模反哺农业、建设新农村。发达国家反哺农业的原因之一是城市的资本利润率下降,资本流向利润率相对较高的农村。而中国的反哺纯粹是为了建设新农村。中国反哺时的经济实力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远不及当时的发达国家反哺时的水平。我国在2000年实施反哺农业时的人均GDP只有当时日本和韩国反哺时的22%和23%,城市化率只有日本和韩国反哺时的56.7%和62.9%,中国真心实意为农的初心可见一斑。


二、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农民参与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使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具有中国的特点和乡土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的理论。

1、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是人类解放的学说。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支柱,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起点和归宿。解放全人类在中国首先要解放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这是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的基本前提。从“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到合作化、推行农村家庭承包制,再到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解放农民,为农民谋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贯穿百年的红线。

2、中国农民是革命与建设的主体和主力。中国农民不只是被解放者,更是解放者。马克思、恩格斯处于“世界城市”的欧洲,起初关注的重点是处于悲惨境地的工人。马恩深入考察农村,特别是东方农村后,提出著名的工农联盟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遵循并发展了马恩的工农联盟思想。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贫困和无地的农民大多进入城市。留在农村中多数是自耕农和富农,富足的生活使他们不愿改变现状。解放前中国农民占比80%以上,其中70%以上又是半自耕农、贫农和雇农,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悲惨程度甚于欧洲农民,具有强烈改变现状的愿望。中国农民不仅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而且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工农武装大多数来自有觉悟的农民。马恩当初没有也不可能预先设想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不是工人,而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中的广大农民。中国农民不仅是社会主义农村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同时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生力军。中国农民作为革命的主体和建设的重要力量,体现了中国农民全面解放自己最生动和最真实的典范。

3、农民自觉参与和探索是中国农业合作化的特点。马恩认为农民实现经济上的解放必须改变传统的小农方式,唯一的途径是组织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中间环节的农业合作社。他们的设想是:国家具有土地所有权,授予农业合作社土地使用权。鉴于中国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血与火的考验,以及在马克思主义教育下觉悟的空前提高。与当初马恩设想和苏联做法不同,中国采取土地区域农民集体所有,主要生产资料也为农民集体所有,农民还留有自留地。虽然也曾存在过政府干预过多等问题,但合作社长期坚持以村级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具有较高的独立自主的经营管理权。改开中农业合作社确立了商品生产者的地位。合作社具有通过市场使农产品和各种农业要素(包括对于三权分置中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产权化)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流通、配置和组合。这与马恩当初设想的合作社计划管理不同。在农业合作社内部实行凭集体成员资格获得的承包权,但集体仍然具有有益于集体长期和整体利益的管理和经营权。家庭承包制与小农经济之间存在形式上的某些相同之处,但不同于小农生产方式。它不排除专业分工与机械化,而且在生产规模上具有弹性,通过承包权有偿退出和经营权的有偿流通可以扩大土地经营的规模。采取这种形式的原因是中国人多地少,农业规模较小;而且有利于适应农民的传统心理,激发农民的劳动热情。正如列宁所说的“改造小农, 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中国在多方面丰富与创造性地发展了马恩的农业合作化理论。

4、与工业化同行的中国农业发展道路。合作化后农业如何发展,马恩主张发挥大工业这个“最革命的作用”,直接享受工业化成果。马恩主张革命胜利后,国家银行“从社会资金中抽拨贷款来建立大规模生产(贷款不一定或者不只是限于金钱,而且可以是必需的产品:机器、人造肥料等等)及其他各种便利”显然这些观点是与马恩当初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将先发生在欧洲工业化国家有关。

中国一穷二白,此路走不通,走的是农业与工业化同行的特殊道路。解放初是“以农促工”,中国农民挑起解决千百年来未曾解决的温饱问题以及为工业化起步提供资金的双重担子。工业化达到一定规模后,“以农促工”转换成“以工促农”,带动农业实现现代化。工业有了更大的实力后,实现大规模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农业实现现代化。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没有强大的工业为起点条件,而是通过工农联盟共同实现工业化,在与工业化共同发展中逐渐实现。正是在中国农业与工业化同行的辩证运动中,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的理论。在中国工业化初期,粮食特别紧缺,工业规模又小,农业的基础作用主要体现在增加粮食产量上。工业化有了一定规模后,除了增加粮食产量外,农业的基础作用又需要体现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上,以便促进农民非农化。由此,中国农业形成了以土地生产率为基础,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兼顾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路径。


三、马克思农民问题中国化的新征途

根据中央“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中国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此相适应,中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和农村。

1、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和农村。首先,世代期盼的中国农业现代化终将实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是世界一流水准的现代化,但不是许多发达国家那种简单模仿工业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农业科学院《全国农业现代化评价结果》公示,2016年上海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得分为全国之冠。上海具有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条件,可为探索生态农业与智能农业有机结合,既继承传统特点又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作出贡献。

其次,中国农村将建成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又充满现代文明的美丽乡村。不仅以更高的标准治理乡村的生态环境,实现田园村落现代化和生态化,而且要留住乡村文化之根。上海市在近郊建设连片的郊外公园,在远郊建设五个新城,在规划时采取农业与城市板块镶嵌的布局,使绿色生态渗透到城市,上海应该成为现代田园式大都市的样本。

再次,留在农村的农民要成为素质高、生活富裕、职业选择自由的新农民。新征途农民收入水平必然会提高到与城市居民基本相同的水平,农民的精神面貌和职业形态焕然一新。

最后,将实现城乡、工农产业、农民与城镇人口的融合。马恩提出的城乡融合理想,期望在百年新征途中能逐渐接近。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需要落地许多企业总部和研发中心,鉴于城乡融合的理念,可以尝试在乡村建设用地中寻找空间,例如上海奉贤区农村建设企业总部,华为在上海青浦区乡村建设研发中心都是很好的案例。

2、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的继承与发扬。在新征途中,过去习以为常的各种事物以及它们的形态会发生变化,许多新问题、新事物、新矛盾层出不穷。如何在实践过程中探索创新?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向毫不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来自于对于长期整体发展的认识,这些观点具有方向性和根本性,必须坚守不放弃。另一方面,对于实现这些核心原理的具体形式和路径等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除了马克思主义核心原理外,马克思主义还有许多外围观点。由于特定的具体的环境条件的不同和变化,这些观点可以而且必须不断变化和调整。例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需要,农业集体经济的具体形式还会发生具体的变化。

来自实践的新要求、新问题和新素材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的理论在中国农村大地落地、开花、结果,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和乡土味。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而中国农村的最大实际就是农民——是农民的劳动、工作、生活,精神、观念的具体实际。不深入农民之中,不了解农民,就是脱离中国农村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中国化就成为一句空话。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11期

关键词: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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