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债务通过虚拟货币解决

2020年美联储推出无限量QE,全球迎来科技企业、PE/VC投资热潮,行业高景气度和高估值使得硅谷银行的主要客群获得大量低成本融资,并以低成本活期存款的形式存入硅谷银行,硅谷银行将吸收的资金投资到长久

“存款立行”或负债为王的观点内核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解释力不降反增,近期欧美银行业的信任危机印证了负债管理的极端重要性


文|陈岩

编辑|袁满


3月10日,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SVB)宣告破产,从爆雷到被接管不过48小时;3月12日,Silvergate Bank因存在流动性危机被监管部门关闭、美国第一共和银行(First Republic Bank)暂停电汇交易。在见证“硅谷信仰”被打破、流动性危机“多米诺效应”开启的时刻,这起“黑天鹅”事件的原因值得深思。


再谈“货币如水”和“货币如蜜”


弗里德曼对于货币曾提出过简单深刻的论断,即“货币如水”,发行后如水般恣意流淌,均匀分布于千行百业;而哈耶克的“货币如蜜”论断指出,新增的货币如同具有黏度的蜂蜜一般,在流淌的过程中可能在某一位置鼓起一个包来,然后再慢慢变平。长期来看,货币供给的变化只影响一般价格水平,不影响实际产出水平,货币中性是通常状态。


但值得注意的是,“货币如蜜”意味着货币以不同的速度在不同种类的资产之间“漫游”,结果是在短期内改变了不同种类的资产或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而资金的逐利性使其必然聚集在如房地产、大宗商品和金融资产等提供高额回报率的特定行业,上述资金集中的领域或投资周期长、或资产刚性强、或风险高度集中,一定程度扭曲了货币作为生产要素和核心资源的价格体系,极易形成管制俘获(regulation capture)和市场套利,“价格扭曲-管制俘获-市场套利”负反馈循环进一步强化了货币的凝结效应。


在宏观层面,货币政策的总量特征依然是政策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经济平稳增长、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等总量目标是货币政策的首要功能,结构性工具的目标应该是阶段性和有针对性的。微观层面,金融机构要避免因追求超额回报而过度配置高风险、低流动性、长久期资产,而应该从基本面角度研判货币政策的趋势性变化,避免陷入货币充裕欢愉症(money oversupply euphoria)。因为货币政策松紧度一旦逆转,伴随市场预期的转向,资产价格变动引发的挤兑风潮将迅速击穿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防线。

期限错配引致流动性危机


硅谷银行长期深耕创投圈,客户主要聚焦中小科创公司。在长期低利率和“便宜钱”(easy money)的宽松环境中,中小科创公司容易产生“宽货币、低利率”常态化错觉。2020年美联储推出无限量QE,全球迎来科技企业、PE/VC投资热潮,行业高景气度和高估值使得硅谷银行的主要客群获得大量低成本融资,并以低成本活期存款的形式存入硅谷银行,硅谷银行将吸收的资金投资到长久期的固定收益产品中(如美国国债和MBS住房抵押支持债券),负债短久期+资产长久期,期限错配显著。2022年以来,美联储进入陡峭加息周期,市场情绪和预期在资产端发酵,硅谷银行持有的美国国债等大量长期债券价格下跌,浮现大量未实现损失;在负债端,科技股遭遇熊市深度回调,科技行业去粗取菁、IPO数量骤减,企业现金流吃紧导致硅谷银行存款账户集中抽水。当资产端巨额账面损失和负债端存款加速转移叠加共振,风险开始在硅谷银行的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中急速发酵。


Silvergate Bank(加密货币银行)的负债形态是在Silvergate Exchange Network(SEN)系统中沉淀的虚拟货币或所谓的稳定币,而资产又是虚拟资产和对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借贷,因此,其本质上是一家靠银行牌照和SEN从加密机构低息吸收存款,再投资债券赚取中间差价收益的“投资公司”。当Silvergate的超级大客户FTX宣告破产,Alameda Research、BlockFi、Genesis Global Capital等多家机构爆雷后,储户恐慌性提款造成负债难以正常变现,估值高度不透明的证券资产提前出售又造成大额损失,其结果只能是清盘。


不论是硅谷银行还是Silvergate,二者都是加密资产和风投机构的友好银行,都在2020年市场繁荣之时,吸收了大量的来源集中、期限趋同、顺市场周期的资金,同时都大量配置了久期长、流动性差的资产代替多元投资组合,当期限错配遇见加息周期,危机便开始产生。这意味着,“货币如蜜”确实存在,但新增的货币供应流向市场投机热点更多是预警(warning signal)而非安之泰然的常态,“蜂蜜”缓慢流淌,相对价格的“鼓包”在长期终将会变平。

负债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的锚


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机构,主要通过发挥存贷款期限转换功能获取净息差实现盈利。现代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由早期单纯的资产管理、负债管理逐步演进而来。二战前后,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实施存款利率管制,银行负债种类较为单一,偏重于资产管理。20世纪中叶,全球主要经济体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信贷需求旺盛,银行主动负债意愿增加,倾向于单一负债管理。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滞胀”困境,资产负债管理成为现代商业银行主流的管理方式,并从之前的静态管理,转变为动态、前瞻管理。


根据相关学者研究结果及监管动向可以看出,资产负债管理的重中之重在于负债管理。Drechsler等(2018)认为,商业银行通过在存款市场的影响力来削弱短期利率变化对存款利率变化的影响,从而使短期存款在实效上等同于长期负债,与久期较长的贷款进行期限匹配以平抑利率风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监管的侧重点也逐步从资产管理转移至负债管理。巴塞尔协议Ⅰ、Ⅱ重点关注商业银行资产端,主要通过资本充足率约束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巴塞尔协议Ⅲ将约束从资产方扩展到资产负债的全部要素,在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基础上引入杠杆率、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例等指标,更加注重资产负债的期限匹配。近来欧美银行业的信任危机也从反面印证了负债管理的极端重要性。在短期流动性“蜜糖”的驱动下,部分银行在追逐高盈利性资产的同时,忽视负债期限管理,期限错配程度持续加深。当欧美主要经济体货币放水的大潮退去,建立在科技公司股价趋势性上升的“信仰”被打破,硅谷银行、Silvergate等“裸泳者”最终付出了倒闭的代价。


无论是学术研究成果、监管导向,还是业界的经营实例,都传递出无比清晰的结论:负债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真正的锚。资产的管理方式相对多元,并可结合行业属性进行定性判断,风险定价因素参照系众多,工具丰富,上述特征在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中表现更为明显;负债来源相对单一,行业分辨度不高,而且由于资产对负债的派生,使得负债的稳定性和风险因子更加复杂。稳定的负债资金来源是金融机构资产负债业务高质量发展的血液,商业银行负债业务经营管理仍需聚焦于拓展资金来源、提升负债质量、降低负债成本、夯实客户基础等方面展开。


“存款立行”或负债为王的观点内核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解释力不降反增,只不过随着金融脱媒进程加速推进,负债这一概念的载体范围得以进一步扩大,其表现形式也更为丰富。在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下,负债管理的重要性远甚于欧美国家。“十四五”时期,存款产品的逐步规范为商业银行负债业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要紧紧围绕有效负债开展负债管理工作,坚持客户导向,及时优化产品设计并敏捷更新产品组合,通过大数据分析加强对存款客群与资金流向分析,以支付结算等场景为切入点,加大源头性资金拓展力度,同时,还要健全存款价格监测管理机制,积极引导负债成本下行,通过低成本、长期限资金规模增长,提升净息差和综合经营业绩表现。在互联网时代,谣言的飞速传播以及资金的秒速转移,使得银行挤兑风潮的烈度和突然性呈现几何倍数上升,一旦出现流动性危机苗头,往往使涉事银行不可避免地陷入“死亡螺旋”。因此,商业银行的管理者要处理好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的关系,摒弃对利润的过度追逐,切实做好负债管理这一项基础性工作,方能行稳致远,实现穿越周期的稳健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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