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中作乐的启示（苦与乐的例子）_金融快讯

1938年8月3日下午，江津的一个港口，一艘小客轮缓缓靠岸了。

人流从船上涌出，一个白衣蓝裤的老人被裹挟在人流中，显得毫不起眼。这就是《觉醒年代》里曾经意气风发的陈独秀。

此时的他已经近60岁高龄，手里拿着一把蒲扇，神情疲惫困怠，而旁边搀着他的，则是一个三十岁的年轻女子，面容朴实中带点清秀，搀扶着陈独秀的模样满含恭敬。这正是他此时的妻子——潘兰珍。

陈独秀的原配妻子已经去世，第二任妻子高君曼也离他而去，此时的潘兰珍和陈独秀，真可以算得上是患难夫妻了。

刚刚经历了五六个小时的轮船颠簸，陈独秀显得老态龙钟，比这更让人难过的，是岁月的侵蚀，人情的冷暖。他刚刚出狱，借宿到朋友家，却躲不过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看似探望实则盘查的逼问，哪怕是落魄之时，陈独秀也从不会折腰低头，烦不胜烦的他便从朋友家离开，继续飘零之旅。

这时候，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的，只有潘兰珍这个小女子。

他们看上去本不般配，年龄相差29岁。一个是革命先师，文化大家；一个却没什么文化，是个不懂政治的女工。但偏偏命运让他们结合在了一起，而且生出了一段苦难岁月里相依相伴的感人爱情。

潘兰珍1908年出生在江苏南通，那是个农民家庭，家里很穷。才4岁的时候，家里就穷的揭不开锅了。还是个小女孩的潘兰珍随着父母逃难到了上海。

父亲在一家外国人办的烟草公司做工人，母亲则出去捡垃圾卖钱。父母就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大家子。添了弟弟妹妹后，家里生活更艰辛了，才13岁的潘兰珍不得不为这个家做出牺牲，到一家纱厂去做了童工。

一晃四年过去了，潘兰珍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她还不知道的是，自己早被工厂里的工头盯上了。17岁这年，她被工头强暴，生下了一个孩子，但她一个孤苦的小女子哪里有能力去养大一个孩子。不久，孩子就生病夭折了。

接连遭受打击的潘兰珍一度丧失希望，可这事儿她又能如何？只是在命运的玩笑中默默忍受了。

极其痛苦的潘兰珍来到了父亲所在的烟草厂工作，租住在熙华德路一个亭子间。也就是在这儿，她碰到了落魄的陈独秀。

1930年下半年，陈独秀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追捕，隐姓埋名躲到了上海，就租住在熙华德路石库门的一座楼房里，和潘兰珍成为了邻居。

潘兰珍并不知道陈独秀的真实身份，但却对这个新来的姓“李”的先生很是好奇。他看起来有50多岁，眼睛炯炯有神，待人虽和善，但自有一种气度在，不像是一般人。

她有时候主动帮他些小忙，陈独秀也对她很是客气，得知她凄苦的身世后，更是感叹良久。

时间长了，潘兰珍渐渐喜欢上这位李先生。但她自知自己身份低微，配不上他这样的君子。

潘兰珍不知道的是，陈独秀此时的处境很是危险，正是人生的低谷。

去年一部大火的革命剧《觉醒年代》，把陈独秀这个革命先锋带进了大众视野，让大家看到了课本中一个被定为“右倾主义分子”的陈独秀，原也曾是中国早期革命者眼中唯一的希望。

然而电视剧只演了前面，后来的陈独秀，政治上犯了右倾错误，被组织开除，与许多朋友分道扬镳，曾经最好的朋友李大钊，也已经为革命献身。

曾一直陪在身边的高君曼，也因种种不和离他而去。而自己最为看重的两个孩子陈延年陈乔年，也被蒋介石杀害。

他一手打出一片天下，可这天下，现在却没有他的位置。此时国民党当局还出3万大洋重金悬赏他。此时的陈独秀，可真是落魄之至了。

经历过世事沧桑的人，才更懂得小小温情的可贵。更何况，这人间世道，哪里是一个小女子所能承受的呢？这乱世，不知道有多少像潘兰珍这样受苦受难的人！自己一生奋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中国的百姓都能翻身自己做主吗！

陈独秀同情潘兰珍的遭遇，又见她没读过书，便在空闲的时候教她认字明理。潘兰珍此时方才22岁，容貌秀丽而内心朴实，和她说话的时候，陈独秀感到前未有过的宁静和安心。几日不见，就常常记挂着。

不久，他们同居了。潘兰珍悉心照顾着陈独秀，她对他既是爱慕又是仰望。他身上有她不知道的太多东西，一方胸怀容纳天地，那是她永远也企及不了的高度。

陈独秀则发现潘兰珍学东西很快，她聪明伶俐，常常一教就会，而且谦虚好学，每次陈独秀教她什么，她都十分认真，学得很快。

而且，她从未问过陈独秀的事，只是珍惜和他在一起的这些日子，更没谈过什么名分，能陪伴先生这一路，她已然觉得知足了。

他们一起生活了两年，潘兰珍照常去打工挣钱，回来后又悉心照料陈独秀的饮食起居，默默付出。两年的相濡以沫，两人相亲相爱，苦中作乐。

后来潘兰珍见自己大概是怀不上孩子了，便和陈独秀商量想抱个孩子过来。陈独秀应允后，潘兰珍便抱来了一个女儿，名为“凤仙”，随着母亲姓潘。

正在她将女儿送回老家的时候，陈独秀被捕了。

当潘兰珍回到上海，听说她的“李先生”失踪了，她惊骇万分。有人说他或许是抛下潘兰珍走了，在这样的世道里，这委实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但潘兰珍却坚决认为，“李先生”绝不是什么始乱终弃的人。

她想，他一定是遇到什么事了，以至于慌张到连个消息也没有留给她。潘兰珍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他。

四处打听下，无人知道“李先生”。潘兰珍这时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仔细问问他的身份呢？哪怕知道一两个昔日的好友，她也有迹可循，不至于如今这样无处可依。

有一天，她突然看到报纸上一则消息：陈独秀被捕。看着照片上的人，她愣住了：“这不是我的李先生吗？”她找了一些有文化的人问陈独秀是谁，这才知道与自己相处了2年的“李先生”，竟然是北大教授，中国革命的先驱，曾经共产党的领袖人物。

但不管他是何种身份，在潘兰珍眼里，他都是她的“李先生”。

打听到陈独秀此时已经由上海押往南京，潘兰珍当即辞掉了烟草厂的工作，安顿好养女，带了一些盘缠和陈独秀的字画，即刻奔赴南京。

当陈独秀看到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弱小女子时，刹那间落下泪来。

他以为这一场变故，两人注定要天涯相隔了。她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不会得知自己入狱的消息。至多以为自己始乱终弃离她而去，伤心一阵之后，总是能开始新生活的。

有时候，自己在牢里也回想起这两年的点滴回忆，偶尔会突然妄想：是否还能再见她一面？

陈独秀怎么也没想到，潘兰珍会孤身一人找到这监狱里来。他真的是小瞧了她这小女子，她比他想得还要坚毅勇敢。

“你快回去吧！莫要被我拖累了，我在监狱里能给你什么呢？”

纵然感动，但陈独秀清楚，潘兰珍这一路过来经历了多少苦楚。他不想她再跟着自己受苦。

潘兰珍只是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只笑着让陈独秀赶紧尝尝自己带来的饭菜。

陈独秀有个学生叫段锡朋，当时是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他见潘兰珍如此重情，也希望她能留下来陪陪陈独秀。便提出让潘兰珍住到他家里去，方便来回探望。

潘兰珍拒绝了，她认为段是大官，住在那儿不方便。便随即在监狱旁边租了个房子，去给人洗碗、端盘子、缝补衣服，靠着做零工赚的钱维持生计。

还好监狱允许探视，毕竟陈独秀的影响力还在，国民政府也不敢做得太过分。潘兰珍有空就去看他，陪他说说话，有时甚至还跟他同住，典狱长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潘兰珍的努力跑腿儿，陈独秀俨然把监狱当成了研究所，在这里读书写字，研究文字，著书立说。还做了许多诗，纵然身在牢笼，心却依然在广袤的高空。

这都多亏了潘兰珍。

1937年8月13日，日军轰炸南京，一颗炮弹落到牢房，陈独秀情急之下躲在桌子下避难，这才保住了性命。等到动静减小，他从桌底下出来，发现牢房的房顶都已经被炸飞了。

面对匆匆而来焦急万分的潘兰珍，他安慰完她劝她走：“南京太危险了，你赶紧回南通家里去！那里安全些。”

潘兰珍无论如何也不走，她要与先生共存亡。也好在这时，胡适和中共方面一直以来的奔走起效了，在多方压力下，蒋介石同意释放陈独秀，陈独秀出狱了，结束了他这生命中第5次被关近5年的监狱生涯。

从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捕入狱，到1937年下旬出狱，5年时间里，潘兰珍一直陪着他，任劳任怨，甘之如饴，真真是患难中见真情。

因此，当陈独秀出狱，即可对外宣布：已和潘兰珍女士结为夫妻。给了她正式的名分。

出狱后，因南京太乱，陈独秀与潘兰珍动身去了武汉。此时的陈独秀，依然是各方必争。反动派想杀他，却又忌惮杀他，总有特务来监视打探消息。国民党许给他高官厚禄，希望他重新建立起一个听话的共产组织来，被陈独秀严词拒绝。

纵然再落魄，他依然是那个铁骨铮铮的陈先生，无论如何不会与宵小为伍。

最初陈独秀想去延安，他托人向中共领导传话，表明自己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且已经脱离托派组织，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周恩来看了陈独秀的来信十分高兴，他和叶剑英、王若飞等人都为陈独秀的归来做了许多准备，奈何在王明等人的干扰下，陈独秀还是没能去到延安。

武汉的生活也过得十分艰难，毕竟客居在外寄人篱下，种种苦楚难与人说。

潘兰珍竭尽全力地照顾着陈独秀，在他发脾气的时候劝慰他。她总是温温和和，仿佛有让人心静的力量，在她面前，陈独秀的暴脾气也有所收敛，不再像以前那样常常动不动发脾气了。

陈独秀先后在北大学生傅斯年、陈钟凡、武昌老友、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上石板街的川原公司主任黄氏家中暂住，来回迁徙奔波，他本就带病在身，更是难熬。

当时邓仲纯客居江津，他是邓稼先的二叔，也是陈独秀的好友。得知陈独秀出狱，他一再邀请陈独秀和潘兰珍来自己家中住，在邓仲纯的再三邀请下，陈独秀决定去“住住看”，夫妻俩再一次踏上了旅途。

然而，当潘兰珍搀扶着陈独秀从船上下来，脚夫把行李卸在地上，两人左等右等，却怎么也没见着邓仲纯的身影。

“不是说好来接船的吗？仲纯到底怎么回事儿？”阳光刺眼，晒得陈独秀头昏眼花，他有些生气，但想起仲纯的为人，只觉得他可能是被什么事耽搁了，便对妻子说：“我们知道他的地址，不如直接找过去吧，邓纯应当不会无故失约。”

一路问着，两人终于辗转找到了邓仲纯所在的延年医院。

一名护士打扮的中年女子在会客厅里，见到陈独秀和潘兰珍，问了来意，先是给他们倒茶让座，然后就去禀报太太，回来时却面露难色，十分抱歉的样子。

“邓太太说她身体不舒服，不便会客。”

潘兰珍轻声道：“你没告诉她我们是邓先生请来的吗？”

“太太说她这儿房子紧，请你们另外想想办法。”护士说完觉得有些难堪，轻轻说道：“我们邓太太的脾气实在是不大好……”

原来，邓太太早就看陈独秀不顺眼，她觉得陈独秀是危险分子，一直都不待见他，觉得他会给自家带来祸患。曾经邓仲纯就收留过陈独秀和瞿秋白，事后邓太太才知道当时的情况，气得不行，狠狠吵了一架，此时是故意欺辱陈独秀的。

“我陈独秀就算暴尸街头，也不愿寄邓太太篱下！”陈独秀登时明白了，气得拂袖而去。后经邓仲纯百般解释，又为其太太做了诸多谴责，一再邀请下，陈独秀看在昔日情谊的份上，这才答应住进了延年医院。

陈独秀的母亲谢氏，虽非生母，却待陈独秀如己出，陈独秀也一直将她当亲母对待。在搬进延年医院之前，陈独秀就把母亲接过来住了。儿子松年带着妻子孩子也一起追随父亲，一家六口相聚在一起。

潘兰珍侍奉婆婆十分尽心，做事周到，又从不争抢邀功，只默默尽着本分，甚至做得无微不至，赢得了上下的尊敬。她每日为婆母梳洗、捶背，面对家庭中的一些纠纷，也是处理得井井有条，尽量避免矛盾。

对此，陈独秀的儿子陈松年的回忆十分中肯：“她（指潘兰珍）待我父亲很好，父亲晚年全靠她。她平时少言语，做事勤快利落。我们对她很尊重，尊之为母，我的儿辈喊她奶奶。”

后来母亲谢氏不幸逝世，陈独秀悲痛欲绝，顾不上许多事情，都是潘兰珍尽心处理。处理完母亲的后事，陈独秀有一天看到潘兰珍坐在角落里默默垂泪，追问下才知，原来邓太太指桑骂槐说他们是“寄生虫”。

陈独秀忍无可忍，这次无论邓仲纯如何挽留，他也是决心要走了。邓仲纯没有办法，便托关系帮陈独秀移居到石墙院。

那是前清二甲进士杨鲁承的旧居，景致很美，又花鸟虫鱼，假山竹林，很是修身养性。唯一不好的大概就是离城里太远，无法满足陈独秀希望每日了解时事的心愿了。

但这依然阻挡不了慕名而来求字的人们。陈独秀的一手书法可谓千金难求，他曾给杨鲁承的孙女题诗：“相逢须发垂垂老, 且喜疏狂性未移。”陈独秀的“性疏狂”，固然是他自己与生俱来，但也离不开潘兰珍这后盾的力量呀！

石墙院景色虽好，但住的条件却一般。房主人尽力腾出了两间屋子给陈独秀潘兰珍做卧室和书房，家具几乎没有，墙壁凹凸不平，真可称得上是家徒四壁。

夏天，这里热得让人喘不过气，陈独秀哪怕穿着短裤背心，也是每每汗流浃背，吵闹又磨人蚊子更是让他痛苦不堪，连觉也睡不好。潘兰珍看着心疼，到村子邻里四处打听，找了药粉和锯木面，做成了熏香，虽有些刺鼻，但帮了很大忙。

到了冬天，屋子又漏风，寒风刺骨，陈独秀连笔都捏不住了。潘兰珍又如法炮制，跟着农家做了个外罩篾条、内装瓦钵木炭的“火笼”，有了这个，陈独秀顿觉暖和多了，终于可以继续著书立说。

当陈独秀在书房忙了一上午，独自饿得咕咕叫，已经到饭点了，却没见兰珍送饭过来，他来到厨房，却见兰珍正在厨房发怔，而米坛早已空空如也。

“兰珍，你可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潘兰珍听了这话也忍不住笑了，两人相视苦笑。

潘兰珍说：“我还有几件首饰，先拿去当了，能顶一点是一点吧！”

陈独秀欲要劝阻，兰珍执意如此。且此时物价上涨，生活实在难以为继。最终潘兰珍还是当了首饰，解了燃眉之急。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有一天，潘兰珍看陈独秀心情好，小心翼翼地问：“先生，能不能从那笔钱中取出来一点，日后再补上好吗？”

“不行！”陈独秀立刻变了脸色。原来，他有一笔2万元的稿费，是国民党教育部预支给他写《小学识字课本》的。但由于在书名的问题上，他和教育部长陈立夫意见相左，陈立夫认为不该用“小学”二字，陈独秀却觉得“小学”称“文字学”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如今变更乃是大谬不妥，两人各执一词，一气之下，陈独秀将这笔钱冯存起来，决意无论如何不能动这笔钱。

但看着妻子为难委屈的模样，陈独秀也很是过意不去。是啊，只要他肯低一次头，不那么坚持己见，他们怎么会落入这样的境地呢？

可是不能啊，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