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算资管吗(信托属于资管吗)_基金知识

12月2日，由上海金融业联合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上海市基金同业公会、上海股权投资协会和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主办，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特别支持的“2019浦江养老金融夜话”第五期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

论坛上，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作题为“又一次十字路口的选择—细说信托与大资管”的主题报告。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彭毅，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委员、副总裁张凤明以及来自政府和监管部门、金融界、企业界、协会、研究机构等近300位领导和嘉宾出席本次活动，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领导致辞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副局长门庆兵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副局长门庆兵发表致辞。他表示，2018年浦东新区GDP突破万亿大关，迈上新的起点。浦东新区积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战略部署，聚焦提速度、抓改革、优服务、扩开放等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持续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努力将浦东建设成全球最佳投资目的地。欢迎与会嘉宾对浦东金融事业的发展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浦东也热烈欢迎中外金融机构前来交流、落户、展业。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投资总监陈武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投资总监陈武在致辞中表示，从2010年到2017年，中国资产管理行业规模迅速增长到100万亿，从丰富居民和机构财富管理的渠道、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角度来看，这是好事。当然，行业快递增长需要进一步规范和统一的监管，消除监管套利，防范金融风险。资管行业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金融服务业中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太平养老保险作为一家险企，也在资管大舞台上与银行、证券、信托、基金公司同台竞技。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执行秘书长朱蕻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执行秘书长朱蕻在致辞中表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依靠改革开放得以壮大。信托业作为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与宏观经济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信托业正逐步走向规范，回归本原，对实体经济的作用逐步加强。随着泛资管时代的到来，资管行业成为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手段。当前，我们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新机遇，金融机构以往快速扩张的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型改革的压力不断加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举办此次论坛，聚焦又一次十字路口的选择，细说信托与大资管主题，既总结成就和经验，又研究问题和挑战，恰逢其时、意义重大。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陆家嘴常设会址揭牌仪式

活动现场，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委员、副总裁张凤明与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执行秘书长朱蕻共同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陆家嘴常设会址揭牌。

主旨演讲

以下为夏斌的演讲实录：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们，很高兴第一次来到浦江养老金融夜话的讲坛。今天是夜话，它的特点不像白天一本正经的论坛，发言时间短，讲不了几句话。夜话，可以娓娓道来，慢慢细说。所以我想讲一讲信托业和大资管的来龙去脉。

题目是，“又一次十字路口的选择——细说信托与大资管”。从五个方面讲。

一、十字路口的选择：“信托：最后一次整顿”

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79年，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当时，并没有想好到底能做什么，1979年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开始，简单想法就是要打破银行长期僵化的信贷管理体制，用那时候的语言讲，就是要打破打酱油的钱不能打醋的局面。当时流动资金贷款，不能放给技术改造，各种贷款用途划得细细的，规定得死死的。在这个背景下成立信托投资公司，就是想突破这个体制。慢慢的，信托资产方多元了，负债方除不能做储蓄存款外，吸收存款的方式也多元化。成了典型的“金融百货公司”。银行之外的各种新业务都可以做了。

1998年之前，这种经营模式经历了四次整顿。应该说，金融百货公司这样一种定位，既使今天来看，它仍起过历史的作用，有市场发展的必然性，对当时僵化的信贷管理体制是一种突破，适应了当时改革开放的需要，包括对对乡镇企业崛起的支持，包括打破城里流动资金不能搞技术改造等等界限，起了很大的历史作用。

分析前四次整顿的时点，1982年、1985年、1988年和1995年。1979年改革开放，1980年那年通货膨胀6%，1985年是人工两分家，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剥离出来，成立一个工商银行。前一年的1984年，信贷管理体制实行改革，打破信贷计划原体制，宏观又失控了，物价上涨11%，投资又过热。1988年是物价“闯关年”，物价上涨27%。1995年前后是整顿海南泡沫经济。92年初小平南巡讲话，93年、94年货币高速增长，M2增长分别达到20%多、30%多，今天是多少？才8%点多。

看看前四次整顿的时点，就容易明白信托业为什么相隔一段时间老被整顿？为什么这个行业老被整顿？仔细研究历史大背景，我个人认为，改革开放过程是不断冲破计划经济枷锁的过程，是放开信贷计划严格管理的过程，在不停放的过程中，在转轨的同时，信贷仍有严格的计划指标，每年规定每个银行信贷计划不能超过多少，前二十年的时候，还规定每年现金供应多少。朱总理当总理刚刚开始的时候，人民银行还有现金发行计划，每年M0不能突破多少，等等。每年初人民银行在做信贷计划、现金计划时，光计划银行的，忽视了放开的那一块“金融百货”。信托公司这个行业，实际上是一个金融百货公司，什么都能做。而当因各种原因引起宏观失控的时候，回头一看，全国的信贷总额突破了计划，多出一块，查原因，多出的一块往往是事前不被决策者关注，表现为信托放款的那一块，最后，扳子就打在信托身上，拿信托开刀。当然，信托有信托的问题，如管理层的违法违纪等。但我们从历史大背景，从信贷的供需平衡看，这样一种现象的发生，往往跟整个信贷计划的管理在转轨时的不当有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像现在光控制贷款指标不够，要控制货币供应量M2指标，才能囊括社会整个货币购买力。除货币之外，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我们还创造了社会融资总量这个概念，进一步扩大了涵盖全社会货币购买力的含义。当时市场经济已在萌芽、发展，但当时只看信贷业务，信托业务被忽视了，自然就容易出事。我认为这是前四次整顿深刻的经济原因，明显是与我们的转轨经验不足相关的。

到了1995年，仍在整治物价上涨。到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1996年，戴相龙行长向江总书记专门汇报金融风险。听完汇报，中央决定第二年要召开部署化解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会议。并成立了研究小组，搞调研，起草文件，到了次年4月，研究小组开始行动。没想到7月2日，泰铢那边先爆了，然后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我们仍按年初中央的决定，在11月17日到19日，召开了第一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可以说，我国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的提出以及准备动手解决，实际上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当然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决策层更加清醒地看到了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的严重性。

见上图，当时我作为央行非银司司长，接手全国信托整顿工作不到一年。在1999年的《财经》第四期封面文章上，提出“信托：最后一次整顿”的口号。当时全国239家信托，6464亿资产，今天看来不大，但当时与银行同业资产相比，已往是很大的一块，也是金融业第二大行业。为什么提“最后一次整顿”？因为以前已经整顿了四次，不彻底。当时我有点理想主义，不干则已，这次干一定要干彻底。就是想让信托回归真正的信托：受人之托，代人理财。我们认为，各类金融机构业务中的行为，只要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这种行为的，都应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定义所规范。

具体怎么整顿？1979年中信公司第一家的示范作用，是金融百货公司。前面整了四次没有彻底整干净。要彻底整到位，只要是非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金融业务的，都要剥离、整干净。因此首先，信托不准做证券业务。其次，信托不准做银行负债业务。那么怎么剥离银行业、证券业？彻底断其两臂。当时整个行业内的理念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怎么办？我只能反复宣传，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看你有没有本事，只要你在真正的信托业务上做成名堂，有人会把钱给你，让你来做的。今天来看，大家已熟悉做私募业务了，但在1998年的时候，传统商业银行的思维占上风，没有资管思维，没有私募思维，也没有大批量做过信托意义上的理财业务，所以当时确实为难了整个行业。当时整顿中，信托原来的证券业务，要么由信托独资成立证券公司，要么跟人家合独成立证券公司，还有像四大银行原有的四大信托投资公司，法人被撤了，他们下面的证券营业部怎么办？干脆把四家信托共100多家证券营业部全部合并，成立后来独立的中国银河证券公司。断其证券臂后，又断其信托存款类的银行类负债业务。就此信托业开始轻装上阵。239家信托公司，有的关闭、破产，有的转实业，不给你金融牌照，有的合并。通过四种方式，把239家信托整减到60家左右，现在好象是68家左右，关闭了180多家。而广东信托只是其中被关闭的一家而已。当时海内外反映很大。

在1999年讲“最后一次整顿”，原则是什么？很清楚，就是上图所列的“一法两规”。“法”就是《信托法》，“两规”是信托公司管理规定和集合信托计划管理规定。最基本的原则是《信托法》第二条讲的，“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这就叫信托。根据《信托法》内容，围绕今天“资管新政”的思考，我把这两者所说的一些规定原则，提炼出来进行比较，这些原则在2000年时都有。第一，分别记账，分别管理的原则。即既然是委托人的钱，独立的信托，你的钱就绝不能与他人的钱合在一个账里，由此推论，肯定不准设资金池，衍生的原则，要有第三方托管。第二，收益报酬原则。简单说，信托赚的是服务费，信托公司不准赚利差，因此他肯定不是固定利率，而且也不允许承诺固定收益，因此，肯定是打破刚兑的。第三，合格投资者原则，在1999年整顿的时候，合格投资者的要求不低于5万元，后来2007年银监会根据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提高了投资门槛，家庭资产100万以上，夫妻两个人收入要30万以上。为什么2002年规定不低于5万元呢？当时的背景，其实我们也很难，中国太大，东西部收入差距很大，定多少为好？当时参照了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多少？我们和美国比大概是什么比例？我们也征求了香港金管局的意见，香港的意见，根据当时内地人均收入水平，定个三万、五万差不多了，我们就按五万定了。没想到，在上海这一富裕的地方，五万块的门槛太低了，有些老太太拿了身份证排队买信托产品，买了一次，排队又买一次。但到了甘肃、青海，五万块没多大矛盾。第四，私募原则。是考虑到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风险承担能力和金融投资风险意识，搞个投资者门槛还不够，加了私募原则，就是不能像商业银行一样，向非特定公众吸收资金，而且还规定不能做宣传。最早的私募人数，规定不准超过200人，后来又规定不超50人。不得在电视、广播等公开媒体做宣传。以上是当时“最后一次整顿”中，根据信托原理奠定的四项原则。

但在同时期的2001年，“一法两规”已制定，但在那时候中国，已经在资产管理方面出现了乱象苗子。我记得是在2001年在陆家嘴国际会议中心，开了一次关于信托投资的会议，如下面两张PPT所表示，我当时已指出资产管理市场有乱象，呼吁要赶紧吸取教训，赶紧统一管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二、之后的乱象

之后长达数十几年的乱象又是怎么发展的呢？

2001年4月发布的《信托法》第四条规定，“受托人采取信托机构形式从事信托活动的，其组织和管理由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国务院在2001年12月101号文明确：“人民银行、证监会分别负责对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从事营业性信托活动的监督管理，未经人民银行、证监会批准，任何法人机构一律不得以各种形式从事营业性信托。”国务院的文件中很清楚，是明确表明：一是承认、明确不仅是信托，证券投资基金公司的业务也属于信托行为。二是实际上国务院仅仅承诺以上两类机构可以从事信托行为。

2002年银监会从人民银行分开，成立银监会。但是银监会成立后，问题不仅没解决，而且愈演愈烈。2003年3月份，银监会“叫停”民生银行委托贷款业务。2003年5月，证监会“叫停”银证理财计划。

为此，2003年5月24日，我撰文公开呼吁，必须尽快结束委托理财政出多门的混乱局面。而且宜早不宜迟，在2005年9月向国务院领导的建议中呼吁，应该尽快由“一行三会”共同出台《金融机构开展资管业务管理办法》。记得当时国务院领导也批转了“一行三会”领导。

遗憾的是，后面几年的发展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我在2017年初深圳财富管理大会上就说了以下PPT的话。

其后，2013、2014年，其实对P2P不同的反对声音也很多，那时社会上几乎每会必谈金融创新、P2P，似乎不谈就不时髦。当然，现在冷静了。最近在区块链、数字货币、虚拟货币上似乎又有点混乱。

2003年之后资管市场的乱象，从以下几张PPT看，就非常清楚了。

从部门规章来看，先看银监会2005年正式发文《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意味着开始允许办影子银行业务。该办法的上位法，也仅仅只提《商业银行法》。这个法能包括后来所称的影子银行这个内容吗？当时银监会允许银行办代人理财业务，为什么不提《信托法》依据？银监会的文件是部门规章，全国人大通过批准的是法律，国务院发的文叫法规。政府部门规章要依法行政，要有上位法依据。银监会却是以规章制度的形式自己明确，理财可以分固定收益和非固定收益计划，而且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代人理财可以固定收益。该办法第12、13条，又“承诺支付固定收益”，“保本活动收益理财”。这个文件开启了刚兑时代。是这个办法中的另外一些问题，从下面讲的“补丁加补丁”文件中的来回修改的过程，就能感觉一系列文件的粗糙。

从2005年到2016年12年间，银监会就资管业务共发布拟发布了14个管理规定。这说明什么？一年发布1个多，在不停地在发布。可以看出文件的不完善，或者没想好，不成熟。政府发文件是极严肃的一件事。但就一个问题，2009年一年，发了三个文，2011年一年发了四个文。到2014年发《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一文时，影子银行已经达到20万亿了。2016年又发文征求意见稿时，这一年影子银行规模已经高达30万亿了，这就是历史。

上面两张PPT讲了，证监会在16年间，共发布了“31个管理规定”，更多了。当然包括了对证券、期货、基金公司的管理。

关于保监会的文件来不及去查阅、整理。

三、“大资管”掀起的背景及教训

为什么资产管理业务近十年这么热闹？我仔细想了想，有需求因素，也有供给因素。美国金融危机后我们的经济一直在往下走，压力很大，各方面的投资需求很大。特别是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领域，在宏观调控下需求压力很大。制度供给方面，或者说当时能逃避信贷监管的，有信托制度平台，能财产隔离、破产隔离制度。这样，供需的结合，催生了资管业务的大发展。从时间维度看，也确实是如此。2008年，当时信托业务才1.2万亿，而在2008年以后，是连续四年同比每年都增长50%。到了2012年，竟高达7.4万亿，2010年信托规模首次超过公募基金，2012年又超保险规模。2017年末，信托最高峰时达到26.3万亿。“资管新政”后就下来了，2019年6月末减了20%。这说明信托业的发展有它的客观背景。在美国危机后经济的资金需求特别大，银行那边满足不了，表内满足不了，就走表外，从信托渠道走，信托正好有这个平台，监管又正好不太给力。

总结前十多年大资管业务的繁荣，教训有三条，第一，全社会的道德风险。有的地方政府借钱就没准备还钱，正规渠道借不到，就通过信托，政府借钱信托公司也不操心，就给设计产品，发信托计划，帮你弄钱，信托公司赚信托报酬，信托不负责还钱，也不担心。信托产品计划设计好以后，信托公司没有众多营销点，怎么办？跟银行勾对，让银行柜台帮销售，收通道费，譬如信托收1.5到2个点的报酬，银行拿1个点的报酬。但只负责卖，也不负责偿还。老百姓到了银行柜台一看，政府敢借债，政府监管的信托敢帮发产品，银行敢帮卖，他想，你们政府及政府机构只要卖，我老百姓有什么不敢买？最后的结局，从地方政府筹集资金开始，到监管部门批准的信托机构，到监管部门批准的商业银行，到最后的老百姓花钱买，谁都不担心偿债，这就是全社会的道德风险。针对这种谁都不在乎的现状，作为教训，必须要用市场来教训，必须打破风险，而且是花钱买教训才行，靠教育是没有用的。

第二，从部门利益出发，监管不力。前面列出了这么多管理规定，若有时间，把一个一个文件剥开分析，肯定可以得出监管不力的结论，都从各部门的利益出发，鼓励自己监管的对象去发展，不管鼓励政策与他部门政策是否冲突。结果都是搞代人理财的，但是各干各的。

第三，监管不协调，机构投资者就可以市场套利。比如说余额宝，第一天产生，我看到报道后第一时间就告诉人家赶紧买，能赚钱，为什么？太简单了。因为老百姓不能进银行同业市场，而基金是证监会管的，人民银行又鼓励机构投资者进来，那么基金作为机构，又不受银监会监管，它可以筹集老百姓资金，收益率稍比银行同业利率7%低些，比当时银行存款利率3.5%高些，就可以吸收市场上老百姓大量的资金，进入银行同业市场，套利赚钱。同业资金一下子供应多了，同业利率就下来了，等跌到4%左右。在这个过程中，余额宝的老百姓都赚钱了。这个产品创新很简单，原因就是因为你监管不协调。作为基金机构也没有违规，人家是依法办事，无非是监管套利。当然，通过监管套利，监管部门明白了，整个资金成本也降下来了，倒也挺好。

四、新的起点：“资管新政”

2018年4月27日，人民银行牵头四部门联合发文，防止监管套利，第一次明确了对大资管市场的统一监管。也是第一次明确了监管对象的全覆盖，共有十类机构。当然，我们也可以看看，中国还有哪些金融机构不能做信托业务？

四部门联合发文的资管新政原则，又是提出了哪些与信托“一法两规”不一样的新的业务原则？仔细分析，一是又涉及上位法依据问题。“资管新政”既允许私募，又允许公募（见银行子公司的理财规定），那是依据什么法律？二是打破了理财业务原不允许公募的限制，三是杠杆原则，现在允许做杠杆了。杠杆的问题，原来是为了活跃证券二级市场，只允许做证券时可给杠杆。现在做理财要不要杠杆？我没有想明白。金融市场发达国家是怎么做的？我认为信托计划里的资金来源，受托机构不准配杠杆，这个原则应该坚持。至于委托的资金主来自何处，有否利用了杠杆，应该受其他监管规定约束。总之，除公募、杠杆等因素外，“资管新政”与信托的“一法两规”原则没什么特别的差异。如果是这样，就应进一步考虑明确“资管新政”的上位法依据了。

五、又一次十字路口的选择

既然现在十类机构都可以做信托业务，而现信托公司业务主要又是融资信托，那么信托公司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是否需要来一次新的整顿？重新“关停并转”一批信托公司，或重新整顿发牌照？这些正是时下有些部门在热烈讨论的。我认为，第一，现在信托公司业务的经营原则和过去相比，变了吗？没有变。行业定位不清吗？没有，行业定位是清楚的，仍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就是合格投资者原则，分别记账原则，私募原则，报酬原则，仍是在做信托。无非是业务规模膨胀太快了。第二，信托风险问题特别严重吗？有关资料显示，信托资产风险率今年9月末2.1%。高吗？并不比有些城商行高。而且“资管新政”以后，融资信托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是在下降。为什么？因为借这个通道的机构少了，银行被约束不能做了，需求方少了，融资信托比例自然就下来了，所以这是单纯信托业的原因吗？因此，要不要再次整顿，要不要整个信托业再来一次关停并转？第三，当今若再来一次新整顿，代价会是什么？今明两年经济下行压力在进一步加大，对涉及30万亿的整个行业来一次整顿，对经济下行会形成什么冲击？而且正在整顿的P2P冲击影响还未消停。如果我们要规范信托公司业务，是按照资管新政，通过市场法治来慢慢约束规范，干不好退出市场为好？还是由政府来主导，关这家，并那家为好？如果政府要一刀切，发出关停并转的信号，对整个社会资金压力的冲击会是一种什么状况？预判了没有？因此到底怎么决策为好，应该冷静地思考。

又一次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问题不仅是上述关于信托是否需要又一次整顿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刚刚公布的“资管新政”仍有一些需要讨论的遗憾。“资管新政”是不是需要依法行政？“资管新政”是人民银行等四个部门发布的，是国务院下属部门发布的部门规定，又如何依法行政？首先要讲明白依什么法？明确上位法是什么？我看了资管新政的前后两稿，最早一稿的征求意见稿里还提到依据的法律，正式颁布时就没有了。第二，资管产品要不要设杠杆型负债比例？依据又是什么？或者只允许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搞，那么同时资管新政监管的其他机构为什么不能搞？金融监管短期和长期的规范考虑到底是什么？眼前矛盾和压力很大，因为前几年没管，形成了这么多杠杆，现在全部取消，会惹出很大的麻烦。但长期应该怎么办，怎么慢慢收缩，应该有一个长期的考虑。第三，银保监会新的关于商业银行理财监管办法出台了，办法规定既可以搞公募，也可以搞私募，这又依据什么法？搞私募，是依据信托法。搞公募，依据证券法。部门规章要讲明上位法是什么？讲依法行政。第四，进一步思考，证券法、基金法、信托法、银行法这四者之间本身怎么衔接？以及这四者跟“资管新政”又怎么衔接，是什么关系？第五，现在几乎各类金融机构都能做信托业务，那么信托公司以后能不能做基金公募和私募？可不可以？如果不可以，为什么？作为独立的信托公司长期生存空间怎么谋划？另外，信托成立子公司可不可以？可以，又怎么办？总之，这些问题都要深入思考。整个金融机构的布局、规划、发展，应该有一个大体的想法。这里，我只是把问题提出来。最后，作为一项重要制度，今后，各类金融机构的跨行业投资要不要定一个通用的基本的制度。现在，商业银行可投资理财子公司，信托公司可投资证券子公司等等，这本身已经可以说是分业管理了。这种跨行业投资今后面对的是十类机构，要不要有一个全国大概统一的规定？确立“重要制度”，是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的重要精神。包括国企、民企对金融机构的投资限制等等，在各种规定中，你要一视同仁，要说明为什么，要讲清楚道理。

文字：强正量，白伊美，王子清，赵金萍（实习生）

摄影：金伟良

统筹：刘欣宜

关键词: 管理规定信托业务信托计划

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请发送邮件至 931614094@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信托算资管吗(信托属于资管吗)文档下载： PDF DOC 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