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多少2021(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多少2020) (1)

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李实中国经济现在处在一个下行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让大家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充满信心,抱有更加乐观的态度,从而可以改变投资者和消费者集体行为,来提高投资水平和消费水平。如何才能够提高人们对经济增长的信心?政府除了要出台一些应急的刺激性政策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出台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特别是要推进一些深层次的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方面要有实质性的举措。通过深化

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李实

中国经济现在处在一个下行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让大家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充满信心,抱有更加乐观的态度,从而可以改变投资者和消费者集体行为,来提高投资水平和消费水平。

如何才能够提高人们对经济增长的信心?政府除了要出台一些应急的刺激性政策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出台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特别是要推进一些深层次的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方面要有实质性的举措。通过深化改革来提振社会民众的信心,来提升对未来社会的期盼,形成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中国消费一直处在一个相对低迷的状态,也被学术界称为消费需求不足。这样一个长期的现象有不同的解释,主要的原因有四个:

第一,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以及整个国民收入当中居民的收入份额偏低,这会影响到消费需求。

第二,收入差距过大,或者说收入差距在不断地扩大,这样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水平。

第三,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有购房的预期,再加上有些人已经购买了商品房,有还贷的压力,这必然会挤压其他方面的一些消费。

第四,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即预防性储蓄所带来的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

这几种解释都是针对过去长期低迷状态的消费需求。现在我们受到经济不景气和失业增加的影响,很多人对个人未来的就业和收入产生了不良的预期和更多的不确定性,这又进一步加剧消费需求不足,引起了消费率的下降。所以我们还是要改变现有的宏观经济形势,能够让大家形成一个更加良好的预期。

01、对年轻人来说,只要有就业机会就要尽可能抓住

现在的失业率已经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我判断下半年的就业形势会有所起色,但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七八月份是就业的困难时期,失业率还会进一步地上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会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一些大学包括职高毕业生的就业都会变得越来越艰难。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失业率会有所下降,这个下降可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不幸遇到了这样一个就业困难的时期,就不能按照原有的思维来寻求就业机会和安排自己的生活。我认为对年轻人来说首先要有不同的预案,能就业最好,不管是什么就业岗位,只要有就业机会就要尽可能地抓住,不要轻易放弃。任何一种就业都是一种历练,一种工作阅历,都会有所收获。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工作阅历越多越丰富,对于后来的事业发展越有好处。还有一点,如果年轻人暂时找不到工作,也不用灰心丧气,可以在寻找工作期间充实自己,多读些书,上一些技能培训班、上网课,通过这些方式来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

02、如何帮助低收入人群渡过眼前的困难?

我一直认为,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最大的难点可能就是怎么能够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高他们的发展能力,包括提高他们的财产积累,提高他们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我们要给低收入人群更多的发展机会,否则会影响将来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提低尤为重要。

提低需要各种制度和政策创新,特别要给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加公平的发展机会,提升他们的发展能力。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个方面,要解决低收入人群的就业,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就是说整个社会要实现充分就业,实行就业优先的政策。为了让低收入人群具有公平的就业机会,我们在户籍制度改革上要实现一些重大的进展,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消除劳动力市场当中的就业歧视,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

第二个方面,要取消对于低收入人群教育机会的制约,要让城市当中的外来流动人口,包括流动人口的子女能够实现择学自由,让他们能够享受城市的义务教育,享受城市公立教育。低技能的劳动力往往都是低收入人群,要给他们更多接受培训的机会,要建立劳动力的终身学习培训制度——不仅仅要给他们提供免费培训,同时因为参加培训就意味着他们有可能会丧失收入,所以要给他们一些培训补贴,包括误工补贴。

第三个方面,要改革农村的土地制度。我们都知道,低收入人群主要集中在农村,他们也没有什么财产,所以他们很难获得财产性收入。通过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包括农村当中的低收入人群能够获得更多的财产收入。

第四个方面,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低收入人群获得同等水平、同等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实行无差别的基本公共服务。还要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教育投资,从而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基本教育投资的差别。从教育投资的角度来说,要从婴幼儿抓起,特别是农村一些落后地区的婴幼儿的喂养、学前教育,都应该把它列入到公共政策的范围之内,通过政府的一些干预和公共投资,提高儿童的早期发展能力。其中政府要为一些相对贫困家庭的儿童提供一些营养补贴。还有对于儿童发展来说,需要政府提供免费体检和免费医疗政策,提高落后地区、农村地区的儿童健康水平。

为了促进农村教育发展,应该吸引更多优质的教师到农村从事教育工作。但是现在农村教师的待遇包括工资水平,没有吸引力。为了吸引更多的优质教师下乡,到落后地区从事教育工作,我们必须有更多的激励,要向义务教育教师提供一些特殊的补贴,特别是落后地区要提高激励的标准。

另外,针对低收入人群子女的教育问题,一方面,在学前教育方面,我们要使得一部分学前教育能够纳入到义务教育,所以我建议,把学前教育的最后一年纳入到义务教育,由政府出资,使得这一部分儿童都能够享受普遍的学前教育。另一方面,义务教育的年限要进一步扩展,由现在的九年扩展到十二年或者十三年,把高中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的范围。

教育的普及,最后能够得益最多的可能是低收入人群。因为如果教育机会受制约,低收入人群往往很难抓住机会。还要提高人力资本、公共投资的效率,以及它的公平性,使得人人都能够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优质的医疗资源,提高人的发展能力。

最后一个方面,针对低收入人群当中的困难群体,我们要给他们更多的政策方面的支持,更多的社会救助,提高救助水平,包括农村的低保水平,应该使得更多的困难群体能够享受到低保待遇。

还要解决农村当中的老年人问题。现在农村的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些老年人在农村当中基本上都是低收入人群,再加上养老服务不到位,所以他们的生活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要大幅度地提高农村养老保障的待遇水平,同时要提高农村的社会养老服务质量,还有针对一些因病致贫的家庭,要提供更大力度的大病救助。

对城市当中的一些低收入人群,包括一些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流动人口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可能是住房困难,因为现在他们就业,包括收入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但住房的问题是一个短板,所以政府应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廉租房,政府的廉租房政策应该持续下去,应该使更多的城市当中低收入人群、包括农民工,能够享受到廉租房的好处,使廉租房的政策能够覆盖所有的常住人口,而不仅仅是户籍人口。

03、如何解决年轻人租房的困难?

大城市的房屋租赁市场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但说到底,租房市场的供求关系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城市的租房市场当中存在供不应求的情况。由于市场存在的供不应求,一些租赁公司又掌握着一些租房资源,所以在租房需求增加、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这些租赁公司势必会形成在一个房屋租赁市场上的卖方市场。一旦有了卖方市场,租金就会不断上涨。同时这些租赁公司也会添加一些所谓附加条件,甚至是霸王条款,当然都是不合理的,从一个竞争市场的角度来说是不合理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解决这些问题存在一定的难度。大家可以通过一些政府的法规来规范房屋租赁公司的一些合同条款,规范它们的运作方式,但是我认为这都不能在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才能够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考虑到租赁市场上供不应求的情况,怎么能够加大大城市房屋的供给,如果没有供给的增加,只是通过一些行政化的措施,很难消除租赁市场上出现的这些问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想办法,一个要增加商品房的供给,要多盖楼。如果实在增加不了,那你要考虑把部分的产业转移出去,现在一些大城市发展产业都是大而全,发展产业必然会吸引更多的就业人口,肯定就会对住房需求带来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要不然就减少需求,但不是要通过行政化的办法把人赶跑,而是要通过一些市场机制,把一部分的产业转移到一些中小城市,这样可以减少对住房的需求。

从整体租赁市场来说,要平衡供求关系,但对于很多来大城市打工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上述一些政策对他们能够起到的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他们都是刚刚开始就业,工资不是很高,工作又不是很稳定,又没有经济上的积累,所以让他们购买商品房是不现实的。针对这些没有购房能力的年轻人,他们的短期需求就是一些廉租房,政府要增加廉租房的供应,解决这些外来打工年轻人的住房需求。

04、应该鼓励把空置的写字楼和商场转换成住房

一个城市当中不同建筑物功能的转换,把原来的写字楼和商场改换为住房,它是一个建筑物功能的转换,只要是技术上和工程上是可行的,而且市场有需求,经济上又是合算的,我认为就应该去做,这也是一种闲置资源的再利用,应该受到鼓励而不是限制。

但是具体到空置的写字楼和商场,是改成公租房还是商品房,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酌情处理,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应该有更加灵活的办法。首先,要尊重房屋所有人的意愿,不能因为住房短缺了,政府就采取行政化的手段,把一些办公楼、商场,改成住宅,更多的还是要利用市场机制来进行这种转换。

另外,政策上应该更加有灵活现,不应该对这些包括商场、写字楼的功能的管制过于死板,过于僵化,应该有更多灵活性的政策来面对市场的一些变化和需求。

05、我国目前人口收入结构的分布是什么样的?

我国收入差距一直在一个高位水平上,一方面我们有大量的低收人群,另外也有一些高收入人群,包括现在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并不是很高,所以整个收入分布还没有形成一个所谓橄榄型的社会。

如果看一下不同收入组成人群的分布,根据我们最新测算,2021年中国收入分布的情况,低收人群还是一个主体性人群,也就是说大概三分之二是低收入人群,而且其中可能比较集中的收入分布,是月收入不足2000块钱的人群。

月收入不足2000块钱的人占到了全部人口的大概45%左右,其中月收入不足500块钱的人群大概有1亿人左右,月收入不足1000块钱的人群大概接近3亿人。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人属于低收入人群。另外,又有相当一部分人属于低收入人群当中的低收入人群,所以,包括实现共同富裕,包括缩小收入差距,首先要考虑怎么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能他们成为中等收入人群,进入到富裕社会,这是最重要的。

06、个税起征点应该每年有所变动

虽然个人所得税在政府税收当中的比重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要交纳个人所得税,但是个人所得税覆盖的人群基本上都是工薪阶层。很多的高收入人群,他们的收入如果不是来自于工资,就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或者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逃避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也需要进一步的改革,要让个人所得税覆盖所有的高收入人群。同时,个人所得税不能以个人为单位进行征收,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收,因为要考虑到家庭的负担以及家庭本身的周期性变化,这种变化对不同家庭来说是不一样的,所以个人所得税制度要进行改革。

现在大家关心的都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问题,确实起征点涉及到个人所得税的动态调整机制问题,起征点应该是每一年都有所变动。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年的物价水平是不一样的,如果有了一定的通货膨胀率,起征点不变,那就意味着实际的起征点是在降低的。我们要考虑的不是说过几年要调一次起征点,而是要为起征点的调整设计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机制,要根据物价的变动,根据收入的增长和经济周期的变化,每一年都对起征点做出一定的调整,有可能会高一些,也有可能会低一些,完全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来进行调整。

我认为现在讨论更重要的不是要不要提高起征点,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这样一个机制,这样使得以后起征点调整就变成一个常规的动作,而不是过几年调一次这种方式,这是我的一个主要的看法。

07、 要脱离高考成绩和大学录取之间的必然联系

之所以产生“小镇做题家”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教育制度存在问题,应试教育体制自然会催生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称为“小镇做题家”,应该说这是一个被异化的群体。他们中的大部分学生都是来自于小镇或者小县城,由于受到所在地方环境和家庭条件的限制,他们与城市的孩子相比,如果只是像城市孩子那样付出同样的努力,他就没有高考分数上的优势,在考试当中就没有什么竞争优势,所以他必须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与城市的孩子竞争,才能在高考中取胜。

因为我们都知道城市里的教育资源要优越得多,城市里的教育质量要好得多,这样就逼得这些小镇、县城的考生不得不付出几倍的努力,这样才能在高考当中取胜,应该说是应试教育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

第二方面的原因是我们的高考制度也存在一些缺陷,而且我们现在发现这种缺陷越来越明显。我们的高考过于集中,往往有一个部门来组织,一年考一次的高考制度,显然不能适合时代发展需要。因为大学的入学考试应该要多样化,可以有多种方式的考试。除了有官方组织的考试,也应该允许非官方组织的考试。重要的是要能考出学生的水平和能力,要有权威性。因此,我们要改变现在一年一考的招生考试的方式,可以实行一年多次考试,同时要允许一些非官方的考试。

第二要脱离高考成绩和大学录取之间的必然的联系,因为高考成绩只是大学录取的一个参考,不能起到百分之百的绝对作用,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上什么大学完全由分数决定,我想这方面的关联性要不断削弱,大学录取应该由大学说了算,要给大学更多的招生自主权。同时大学需要建立一套公平的入学录取制度。大学知道它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而且通过大学来招生,他们就能够识别出哪些学生只是靠应试教育能够得到高分的,哪些学生虽然考分不高,但是有一定的创新思维、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它就能够区分出来,但是现有的高考制度确实很难做到这一点。

最后我要表明,小镇做题家的考生,应该是不仅仅出自于小镇,城市当中也有,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而且对这些考生不能歧视,要尊重他们的选择。虽然这种选择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也是他的自主选择,应该尊重。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从制度改革上想办法,包括怎么来改革我们的教育制度、改革我们的高考制度,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

问题是县城的孩子可能不能像城市的孩子有很多素质教育,大学录取不跟高考成绩完全挂钩,可能对于县城的孩子来说造成更大的不公平。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尽量让高考成绩与大学的录取脱钩。另一方面,对这些小地方的教育要增加更多的投资,提高他们的教育质量,让他们能够分享到更多的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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